张大中

我的大哥张有天长我15岁。1950年，在我两岁时，他就离开南京的家到两千公里远的东北求学。因为路途遥远，大哥只能寒暑假偶尔回南京。我与大哥是离多聚少，但他那崇高的思想境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儿时对大哥的印象主要靠父亲和亲友们对他的赞誉。上小学后，与大哥的联系主要是书信往来。1957年大哥被错划右派后，书信一度中断了四年；直到1961年底，大哥摘掉了右派帽子才恢复了通信。1978年哥嫂全家调到北京。80年代后，我到北京出差机会较多，大哥也常到南京出差，我们见面的机会渐渐多起来。万分遗憾的是大哥积劳成疾，于2006年9月30日离我而去。

童年印象

小时候，父亲带我走亲访友时，常能听到亲友们赞叹大哥的天赋和勤奋。那时，家境贫寒，特别是1953年母亲病世后，留下了沉重的债务。大哥工作以后，每月寄给家里30元（当时南京地方国营工厂的二级工月工资36元）。他被错划右派后，大嫂继续每月寄给家里30元。由于哥嫂常年的接济，我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一直到小学毕业，竟然对大哥被划右派之事毫不知晓。

记得小时候家中墙壁上挂有一幅幼儿头像的铅笔素描，那是我大哥画二哥新中的画像，上面题写‘新中，他像你吗？’。画中的头像如同二哥照片一般、栩栩如生。我们家一直把画像贴在墙上，每有客人进家，都会欣赏一番，可惜毁于文革中。

1951年夏，上大学一年级的大哥从哈尔滨回宁度暑假。整整一个多月，天天趴在桌子上写呀画呀，旁边摆着一本俄文书和一本俄汉词典。后来知道这是大哥俄译汉的处女作《斯大林文化宫》，于1952年正式出版。

少年困惑

小时候，经常收到大哥的信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有很长一段时期总也收不到大哥的来信。每月的汇款也改由大嫂寄来。

1961年我考取初中，学校发表给我们填写，父亲才吞吞吐吐告诉我，大哥早在四年前就被划为右派。大约过了三、四个月，家里终于收到大哥这四年来的首封来信，告诉我们，他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。实际上，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，并不代表平反，但当时13岁的我却天真地以为大哥的冤案是彻底改正了。

大哥摘掉右派帽子后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只是父亲好像还有点闷闷不乐。经再三询问才知道，原来父亲是抱孙心切。大哥结婚五年了，怎么大嫂还没怀孕？直到1963年大哥送大嫂回宁生产、坐月子，才解开了这个谜：因为被划右派，大哥怕影响后代前途，曾打算不要孩子；直到摘掉右派帽子，才又改变了计划。唉！真是难为大哥大嫂了！

大哥告诉我，他被划右派后，养过猪，掏过粪，上过河工等……。后来大哥有机会参加了一些水利技术工作，还做了许多技术革新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大哥的错划右派得到彻底改正。我才了解到，当初大哥轻描淡写地对我叙述了他所遭遇的苦难，只是为了安慰我这个尚不懂事的小弟。

皮鞋风波

大哥不仅自己艰苦朴素、勤俭持家，而且同样严格要求我。

1975年，我在南京一家区属小工厂担任生产组临时组长。看到厂里的青年工人都穿皮鞋上下班，我便通过有协作关系的长城皮鞋厂，按成本价定做了男、女皮鞋各一双。

我很得意地写信告诉大哥，买了两双廉价新皮鞋，。谁知大哥回信把我狠狠训斥一番，批评我忘记了家里艰苦朴素传统，开始讲究起来。我回信解释说，是准备到结婚那天穿。可大哥不依不饶地说，哥哥姐姐们结婚时都没穿过皮鞋，不也结婚了吗？当他知道我是通过协作关系才买到这样价廉物美的皮鞋时，更加气愤，指责我利用工作便利谋取私利，非要我尽快把皮鞋退掉不可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找到皮鞋厂的业务员，婉言退货。

悲喜交加

文革初期，我所上学的高中，业务冒尖的老师首当其冲挨整，使我对大哥的处境十分担忧。曾想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去看望兄嫂，又害怕弄巧成拙，连累大哥，未敢成行。

1967年1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，为躲避武斗，大哥一家曾来到南京作过短暂停留。大哥告诉我，虽然确有个别‘革命群众’想揪斗他，但受到大部分群众的保护，没受过皮肉之苦。大哥倒是很担心父亲的问题，要我多做父亲的思想工作，要他想开些；同时也告诫我，一定要吸取他的教训，远离是非之地。我的大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自己已经身处逆境，还在关心父亲、关心弟妹、关心他人。

我那时受‘读书无用论’毒害，整天无所事事混日子。大哥看在眼里、急在心里。他苦口婆心劝我，千万不要荒废学业，将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需要知识。大哥自己没学过无线电，但他身体力行，要当着我的面试装一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。新中哥提供了晶体管等元器件、硬纸板和线路图，大哥仅仅花了一天时间，按照线路图、居然焊接成功了一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（裸机）。试听一下，居然能听江苏、南京三个频道。我佩服大哥的心灵手巧、才华横溢。

大哥是不幸的，右派的阴影打击了他20余年。但与大部分右派分子相比，大哥又是幸运的。因为才华出众，大哥受到基层领导重用。

粉碎四人帮后，虽然有个‘摘帽右派’的阻碍，大哥仍然先后被评为1976年度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先进工作者、1978年吉林省先进科学工作者、参加了1978年吉林省科学大会。不久大哥被调到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，终于可以一心一意搞科研了。

特殊礼物

1977年4月，父亲不幸病逝，兄弟姊妹赶来奔丧。丧事完毕后，大哥小心翼翼拿出一本简明英汉科技词典交给我说：“这本词典送给你，或许对你有用。”唉！我下乡插队六年半，现在是区属集体小工厂的工人，这本英汉科技词典对我能有什么用？大哥看我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进一步开导我,四人帮被粉碎后，国家一定会重视知识，重视人才的。我当时虽不以为然，但还是很感激地收下这份特殊的礼物，毕竟是大哥的一片心意。

1977年底，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。大哥立即动员我报名，要我专心备考，不要顾及经济困难。可我好容易才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生活已能自给，再接受兄嫂的接济怎么说得过去呢。再说，父亲的冤案没平反，政审能通过吗？大哥以亲身经历来消除我的顾虑，还经常督促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。在29岁那年，我终于有幸考上了大学。大哥送的那本科技词典成了十分有用的工具书，伴随着我圆了大学梦、圆了教师梦，一直伴随我至今。

兄弟情谊

我读大学期间，每月可领取助学金18.50元。哥嫂每月汇款20元，多亏他们的资助帮助我度过一个个难关。

1981年，第一次到北京出差。带什么给哥嫂呢？我想起以前大哥大嫂每次来南京回长春时，总喜欢带新鲜蔬菜，有时还会带少量大米。于是我就带了20斤大米和一些西红柿，很受哥嫂欢迎。

北方蔬菜品种少，供应以粗粮为主。以后只要到京出差，我都要带大米和新鲜蔬菜送到大哥家。

渐渐地，大哥有点担心，千方百计换全国粮票给我。尽管我告诉大哥，给他们的大米，大部分都是到自由市场购买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口粮，但大哥每次还是劝我以后不要劳累带米。北京市场供应好转后，我到北京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可带，常常是两手空空到大哥家。可是从北京回宁，却常常携带哥嫂送的北京特产，如北京果脯、糕点、伏苓饼等。

我知道大哥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任务，工作十分繁忙，所以每次到京离京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。一般选择在北京出差期间，抽空到大哥家吃晚饭，边吃饭边谈心。每次回旅馆，大哥都要送我到公交车站或地铁站口，边走路边谈心，直到我上了公交车或进了地铁口，他才离开。

愉快的晚餐

1983年，大哥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纠正。同年，父亲的冤案也彻底平反，可惜父亲已过世6年了。

不久，我到北京出差，当晚与大哥一家3口共进晚餐。虽然不算丰盛，却是我与大哥一家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愉快的晚餐，因为所有加在我们家头上的枷锁全部解除。

晚餐中得知，除了正常工作外，大哥目前还在忙两件事。

一件是使用计算机。因为工程计算需要，为编程序大哥常常是废寝忘食，加上女儿小毛也是学计算机的，他们爷儿俩现在成了电脑迷了。

另一件是大哥通过了出国人员考试，将作为访问学者到德国进行学术交流。目前正在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。

那一晚，我们谈了很多。大哥还详细询问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情况。大哥不仅自己身体力行，同时也要求我一定要珍惜当前的大好局面，努力工作，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。大嫂在一旁感叹：“张家就是你哥和你受苦最深。”好在这些不幸都已过去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

七十岁生日

2002年底在北京出差期间，受有芷姐和新中哥委托，我与大哥商谈为他举办70寿辰庆典一事，被大哥一口回绝。最后我只好拿出事先准备的红包。可是大哥坚辞不受。无奈，我只好把红包悄悄放在茶几上。

第二年4月，哥嫂回京路过南京时，叫我送他们到姨姐家住宿。当晚，哥嫂、姨姐、天惠和我5人一起在夫子庙小吃，第二天上午冒雨扫墓。在家吃中饭的时候，大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交给我说：“这是你在北京送给我的，现在我转送给小昊。”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收下。

吃过午饭，送哥嫂到机场坐飞机回京。晚上姨姐来电话，闲聊中掐指一算，才得知，4月中旬正是大哥七十岁生日。唉！糊涂的小弟！本该在南京好好为大哥庆贺一番，却错过了机会。过后与大哥谈起此事，大哥说没有什么懊悔的。大家一起相聚畅谈、品尝南京特色小吃、欣赏夫子庙夜景、上坟祭祖等，这才真正是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七十岁生日。

最后的相聚

2006年5月上旬，我带四名学生到北京工业大学做试验，任务告一段落后我即赶到大哥家。闲谈中，我再三劝告大哥，出差考察、开会写书、学术研究等一律停止，一心一意修养身体。可是大嫂告诉我，他这个人就是个劳碌命，你想让他不干活，他就发怵发呆。

那天我离开哥嫂家已经很晚了，但大哥仍坚持要送我到地铁车站。大哥往回走的时候，我想返送他走一段，但大哥不允。望着大哥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我只好悄悄地跟在后面，一直看到他走进单元楼大门。没想到，这竟是我与大哥最后的一次会面。

大哥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，但我对他的缅怀有增无减。

英灵入天国，雄著留人间，

兄弟情谊深，音容常思念。

作者简介：张大中 南京林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